8月18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宣布对两名个人实施制裁，其中一位是国际刑事法院（ICC）的院长——日本籍法官赤根智子。制裁措施包括冻结其在美资产并禁止入境，同时鲁比奥在声明中以极为尖锐的措辞抨击国际刑事法院，指责其腐败、政治化并超越权限，声称不会容忍其对国家主权的侵犯。一个月前他已宣称要“系统性削弱”该院运行，这次行动被视为落实那一方针的重要步骤。

制裁消息传出后，国际刑事法院发表声明，称这是对独立司法机构的公然攻击，会破坏法治。日本政府也罕见地对美国表示异议，重申一贯支持国际刑事法院。这看似强硬的回应背后却显得被动：日本多年来积极参与多边司法与国际治理机构，派遣人才入驻，正是希望借此提升国际发言权与地位。赤根智子的院长任命被视为日本外交努力的少数成果之一，但在美国单边制裁面前，这些努力立刻显得脆弱。

日本在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使其难以为本国官员争取足够的外交保护。华盛顿原本容许盟友在国际机构中出任要职，意在借盟友之手影响规则并维护西方利益。然而据称赤根智子坚持司法独立、未向美国利益让步，从而激怒了美方。这次制裁也具有示范意义：即便是被美方扶持的盟友和体制内官员，只要不按照美国意志行事，仍可能面临惩罚。

美国为何与国际刑事法院对立并采取如此强硬的做法，原因并不复杂。美国并未加入《罗马规约》，但ICC的管辖原则允许对发生在缔约国领土上的罪行以及缔约国国民所为的罪行进行调查。若美军在ICC缔约国的行动被指战争罪，法院便可能展开调查。2020年法院对美军在阿富汗的行为启动调查，曾令华盛顿极为不满；去年法院又对以色列总理发出逮捕令，触及美国重要盟友，更加剧了美国的敌意。

在美方看来，接受跨国司法约束会对其全球军事存在构成长期风险：二战后美国长期在海外驻军与介入事务，若必须面对外部司法追责，其海外行动空间将受到限制。因此，美国选择通过制裁、外交压力等手段逐步削弱法院的运作能力。此外，维护以色列免受追责，也是美方动作的重要地缘政治考量之一。

从更广的角度看，这场冲突反映了对“国际法”不同理解的碰撞。美国倾向于将国际法视为由主权国家自愿接受的规范，强调未经同意不应被外部司法机关强制约束；而国际刑事法院则以超越国家主权的正义机制自居，认为在国内司法无法或不愿追责时，国际社会有介入的责任。两种逻辑各有道理，也各有短板：若主权凌驾一切，严重罪行将只能由本国审理；而法院缺乏独立强制执行力，当大国不配合时其权威又成空谈。

这场争执同时暴露出现行国际秩序的尴尬：西方长期倡导多边规则与司法治理以约束弱小国家，但当这些规则触及自身或盟友利益时，最先放弃的往往是规则本身。对于曾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而言，看到西方内部的纷争和矛盾，恐怕也会感到有趣甚至暗自庆幸——毕竟当年俄方并未承认针对他的逮捕令。

总体而言，美国对ICC的打压不仅是为保护本国军事与外交自由，也是大国在全球治理规则面前力求保持豁免与优先的体现，而这将继续在国际法与主权之间引发激烈争论。